这是一部生动有趣、资讯丰富的昆剧工具书。全书的整体架构展现了综合艺术的立体性和动态性,从源流史论到古今变革,从文学声律到艺术表演,从剧目唱腔到舞台妆扮,从专业的演员剧团到业余的曲友会社,多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地反映了昆剧的总体面貌。内容充实,有根有据;按谱赏戏,可歌可读。既有知识性的认知价值,又有学术性的史料价值。
  昆剧原称昆腔,又称昆曲,发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地区,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它在明代中叶经过戏曲音乐家魏良辅革新后,以苏州为大本营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了南昆、北昆、湘昆、永昆、滇昆、川昆、晋昆和京昆等流派支脉,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具有悠久艺术传统的戏剧形态,被推崇为“近代百戏之祖”。昆剧的唱腔清柔婉转,优美动听;表演艺术载歌载舞,雅致精湛。尤其是剧本创作富有文学性和音乐性,涌现了梁辰鱼的《浣纱记》、高濂的《玉簪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沈璟的《义侠记》、李玉的《清忠谱》、朱素臣的《十五贯》、李渔的《风筝误》、洪癉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杰作。因此,昆剧被看作是中国民族戏曲具有代表性的精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誉之为百花园中的“兰花”!
  我从小爱好民族戏曲,喜欢吹拉弹唱。到南京大学以后又接触到昆剧,而从事昆剧的研究工作,则是从1956年才开始的。那年春夏之间,浙江昆苏剧团演出《十五贯》,誉满京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日报》在5月18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轰动了全国的文艺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在天津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副博士研究生(四年制),进学的第一天,我的导师陈中凡教授对我说:“今年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昆剧。这种局面应该在大学的讲坛上反映出来。我们南大在这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打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在校任教时,便是与苏州昆剧传习所互相呼应的。现今,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都在培养昆剧的青年演员,后继有人。但我觉得还应该培养昆曲的研究工作者,这样相辅相成,才能推动昆剧事业向前发展。我已经和系领导商量决定,你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戏曲史,重点是昆曲。”原来,陈中凡教授是个昆曲迷,与昆剧大师俞振飞先生和“传”字辈名家素有交情。早在1931年当他担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就礼聘俞振飞先生到暨大开设昆曲课程。1955年4月,周传瑛、王传淞等名辈来南京演出《牡丹亭·游园惊梦》和《长生殿·小宴惊变》等剧目,我当时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班学生,陈先生出钱买了票,叫我班同学都去观摩。这便是我第一次接触昆剧的开端,而且立即被优美的唱腔和声容所吸引。在毕业晚会上,我和另一位同学还一拉一唱地演出了昆曲节目。陈先生知道我爱上了昆曲,1956年便用招考研究生的办法把我从天津招了回来,他心里早就酝酿着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服务于昆剧事业的苗子。其实,我原本是研究小说史的,但当我了解到陈先生的这番盛意后,就立即答应把专业转为戏曲史。
  奇妙的是陈先生指导我从事曲史研究的方针,却是要我首先从看戏唱戏入手。陈先生专门为我请来了一位老曲师,花了两年时间教我演唱昆曲,举凡“生旦净末丑”的南曲和北曲都学了,还学了一些舞台身段,初步了解了戏曲程式和表演艺术的基本知识。然而,这种培养方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惹起了争议,经历了波折。1958年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时,就有人造了昆曲课的反,并且贴了陈先生的许多大字报,批评他不该把昆曲引到大学的课堂里来,说是咿咿呀呀、吹吹唱唱不像样,辱没了最高学府的名声。这一年,陈先生已是年逾七十的古稀老人,但他看了大字报后并没有生气,反而邀请张贴大字报的同志叙谈,耐心地作了解释。他语重心长地说:

  在封建社会里,戏曲是被人瞧不起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大学里仍旧只准讲正统文学的诗文。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后,第一桩事就是改革文科。在国文系增设词、曲、小说三门新课,特聘吴梅担任词曲教习。这是我国大学里第一次有戏曲课,可以说是一次教育革命,当时曾遭到正统派古文先生的反对。1921年秋,我到本校的前身东南大学主持国文系的教学行政工作,便把吴梅先生从北大拉过来,在本校终身主讲词曲,彻底打破了过去以词曲为小道的旧观念。今天的青年,决不能倒退到“五四运动”以前,用封建意识或虚无主义态度来对待民族戏曲!

  陈老的一席话,显出了老教育家的胆识和真知灼见。陈老本来是研究经史之学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蔡元培和陈独秀的高足,曾出版《经学通论》、《诸子通谊》和《两宋思想述评》等专著。但当他与吴梅先生结交后,认识到民族戏曲的重要价值,转而从事古典戏曲的研究,竭力提倡在南大中文系恢复吴梅先生的优良传统,坚持设立昆曲课。我为陈老锲而不舍的精神深深感动,觉得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番苦心,同时要为他老人家争气,所以我努力上好昆曲课,勤学苦练,并到南北各地寻师访友,与苏州、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杭州、温州和湖南等地的昆曲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960年暑期,我访曲京华,向俞平伯、傅惜华、周贻白和路工等前辈请教;同时访问了北方昆曲剧院和北京昆曲研习社,会见了韩世昌、沈盘生、吴南青、傅雪漪、张允和、袁敏宣和胡忌等名家。特别是承蒙路工先生厚爱,让我看了他家秘藏的魏良辅《南词引正》,经我鼓动建议,他同意“挖”出来,我便送给钱南扬先生校注发表,从而为昆曲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一页(详情见拙著《中国戏曲史论》第272页)。我又访问上海市戏曲学校,得到俞振飞校长的亲切指导;并进而为俞先生总结艺术经验,写出了有关“俞派唱法”的论文,于1962年秋应赵景深社长之邀,在上海昆曲研习社作了专题报告,昆坛耆宿徐凌云老先生和蔡正仁、岳美缇等青年演员都亲临晤叙,9月20日的《新民晚报》作了报道。这期间,《文汇报》、《光明日报》和《江海学刊》发表了我的研究成果《曲海钩沉探源录》、《李玉生平、交游、作品考》、《论戏曲史上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以及《墙头马上》和《荆钗记》的剧评。正当我在昆剧史的研究上取得一些起步的成绩时,不料“文革”的风暴来临,戏曲领域首当其冲,受到了猛烈的轰击,刚刚露出的一点苗头,从此便摧折中断了。拨乱反正以后,昆剧喜获新生。而我瑶琴已碎,难以为继,转而研究《红楼梦》,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工作;并应老校长匡亚明教授之邀,协助他创办“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曾任“中心”主任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之职。恰好匡校长十分喜爱昆曲,他鼓励我恢复昆剧活动,还和我结成曲友忘年交,多次邀请南京的江苏省昆剧院来校为师生演出,进行扩大知识面的艺术教育,提高青年一代的艺术素养;又曾结伴到苏州、上海进行观摩,给我卸掉行政职务,成全了我跟昆曲的不解之缘。于是,我又恢复了与各地昆曲界的联系,先后访问了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江苏省苏昆剧团、浙江昆剧团、北方昆曲剧院和湖南昆剧团,并运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实地考察了魏良辅唱曲的太仓南码头,永昆发源地温州,金昆发祥地金华、兰溪、武义,甬昆发源地宁波,湘昆发祥地湖南桂阳,晋昆策源地山西临汾,川昆流行地四川重庆,北方昆弋班发祥地河北的高阳、安新、束鹿(今辛集)、深州、霸州等县的农村,深入民间,广结善缘。
  1991年12月,我校教育技术中心和戏剧影视研究所合作,摄制了教学录像片《戏曲百花园中的幽兰——昆曲》,在1992年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录像节目比赛中荣获“协力奖”。此片由俞为民教授和我代表戏剧影视研究所参与策划,由俞为民教授编撰拍摄的脚本,聘我为拍摄顾问。1991年12月12日,学校派出一部专车,把我俩和三位录像师送到苏州,请苏州市戏曲艺术研究所的顾聆森副研究员指导,拍摄了苏州戏曲博物馆昆剧历史陈列室和昆剧戏台的内外场景。根据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记载:

  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足见昆山的千墩是昆山腔起源于民间的实证之地,而千墩的顾坚是最早的见证人和原创歌手。为此,我们在12月13日便约请顾聆森同志一起到千墩(今为昆山市千灯镇),拍下了昆腔发源地的历史性图像。千墩是清初民主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家乡,其代表性标志是建于梁武帝天监二年(503)的秦峰塔,我们站在塔下缅怀六百多年前顾坚的创始之功,不禁浮想联翩。聆森同志首发倡议,为民同志特表支持,要我带头主编昆剧大辞典,以此来纪念千墩的顾坚,并表热爱昆剧之情。我沉吟半晌,为难地说:昆剧辞典不比唐诗宋词等文学辞典那样单纯,唐诗宋词是定型的过去式的,而昆剧是流动的演进式的,很难驾驭;正由于昆剧是活体,牵涉的人事就特别复杂,难于把握、协调;我深知其中的纠葛,怕的是动不动就被卷进矛盾的漩涡。但他俩一个劲地鼓励我,要我为了昆剧事业奋勇向前,知难而进。他俩笑语对我说:在学校里编辞书原本就是做研究工作嘛,有啥可以害怕的?总不见得为宣扬昆剧做一点实事就会得罪什么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经过他俩的再三激励,把我二十多年前的“情结”勾了起来。回想1956年在党中央百花齐放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昆剧救活复苏,业师陈中凡先生招我学曲,无所畏惧地与反对者的大字报作了斗争,我当时也曾理直气壮地为忠于昆艺而许下愿心!但尘事冗杂,宿愿未了;岁月蹉跎,往事无成,未免愧对先人和故友!如果接受主编这部辞典的建议,为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贡献愚诚,也不失是一种谢师之举。于是,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我们这套主编和副主编的班子,就是在这次摄制昆剧教学片的社会实践中自然形成的。
  从昆山回到南京后,我们向校系领导作了汇报,得到领导首肯,把《中国昆剧大辞典》列为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学术研究的专题项目,南京大学出版社任天石、左健同志以此作为重点选题呈报了出版局。为了慎重起见,我于1992年4月2日在昆山举行纪念昆剧传习所成立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布了这项计划,征得了大家的同意。作为中国昆剧研究会的理事,我又向中国昆剧研究会总部写了报告,总部把我的简报在创刊号《兰》上公布了出来,为的是听取意见,集思广益。
  经过仔细斟酌,我规划了全书的基本框架,拟定了统一的体例,和为民、聆森两位副主编相互讨论,共同商定了编辑方针。并分工写稿组稿,约请全国各地愿意执笔的同志共襄盛举。由于物力维艰,拿不出报酬给写稿人,我四出奔走,也往往是自掏腰包。幸得各地同志都理解我为昆剧作义务宣传员的苦心,给我以充分的信任,友情相向,无条件地提供有些古籍、书画、相片、剧照、戏单、报刊等可贵的参考资料,乐意捉笔助成,真是情义无价,诚挚感人。恰逢本系又有昆曲课的设置,我和为民指导了一批学习昆曲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也都饶有兴味地撰写了一些辞条。为民是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的高第弟子,治曲论学,成绩斐然,已出版《中国古代戏曲简史》、《明清传奇考论》和《李渔〈闲情偶寄〉曲论研究》等十多部专书,所以有关戏目文本、作家评家、文献论著、掌故逸闻等门类的筹划,就由他分工主管。聆森坐镇在昆曲大本营的苏州,得天独厚。他早年在江苏省苏昆剧团工作,任编剧之职,熟悉昆剧的戏箱行头和排演情况,又曾应聘为江苏省戏校昆剧科和苏州市艺校苏昆班开讲曲学课程,在昆曲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八十年代以来已发表戏剧论文六十余万言,出版过戏剧家传记和多部文艺作品,笔耕勤快,所以有关制曲编剧、声韵律谱、舞台艺术、名剧赏析等方面的撰稿组稿任务,便分工给他负责了。而其他各个门类的栏目,则一概由我承办。这期间,我两次应邀经港访台,与港台曲友进行了交流,得以列入港台曲界的条目。
  自1992年以来,我们经过六年的努力,得以完成此书。在编撰工作中,我和两位副主编通力合作,共同担纲,最后由我综合集成;如有问题,两位副主编委托我衡量裁决。我们发掘了大量史料,经过审慎的考证辨析,去芜存菁,取精用弘。具体的安排,另见本典《编例》和有些专栏的《说明》。在广泛的调查研究中,我们立足于昆曲发源地江苏,而放眼全国全球,曾得到苏州戏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当今南北各昆剧院团的领导和演员职工、南京大学出版社诸同仁以及海内外曲友的热忱帮助,又承孙家正同志亲笔为本书题签,衷心铭感,谨此一并致谢!最近这三年中,我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埋头苦干,集中精力进行编排、通稿,务求严谨踏实,提高质量。现今终于完工,向出版社交卷,真是如释重负。但限于水平,书中必然还有不少疏漏失误,恳请大家批评指正。至于知我罪我、是非口舌,均在所不计,惟一的心愿,是热望昆曲艺术在二十一世纪能再创辉煌!我坚信: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昆剧不仅是历史的艺术,而且它具有继绝更新的生命活力,是能够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未来的艺术!

吴新雷
  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影视研究所
  199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