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而在欧洲与中国之间发生了西学东渐。来华耶稣会士采取适应本土文化的传教策略,希望利用数学、天文学的可验性及其他知识的实用性来类推天主教是可验的和有益于社会的,以使对相关知识感兴趣的中国人能够皈依天主教,并进而达到使天主教化中国的最终目的。明清之际,许多中国学者关注那些有助于解决社会与民生问题的实学,对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利玛窦(Matteo Ricci)、邓玉函(Johannes Terrentius)、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谷(Giacomo Rh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耶稣会士以及徐光启等学者将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以及火器、机械与水利等技术传入中国,对这个东亚大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来华耶稣会士及其实践的西学东渐是中外史学界持续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作为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南怀仁长期在清朝钦天监司职“治理历法”,曾主持制作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仪和天体仪等六大件仪器,编成《康熙永年历》,设计制作欧式火炮,传播欧洲科学技术知识,因功绩卓著而先后被加封太常寺卿、通政使、工部右侍郎等衔。南怀仁在天文仪器史上的地位与欧洲但泽(Danzig)的天文学家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类似。他们是欧洲古典仪器的最后代表人物,都模仿第谷(Tycho Brahe)的设计,几乎同时制作了各自的成套天文仪器。南怀仁将欧洲的机械加工工艺与中国的铸造工艺、造型艺术结合起来,在中国工匠的帮助下实现他的设计。
  传教士的论著自然是西学东渐史研究者非常珍视的历史文献。南怀仁用汉文、拉丁文、满文等文字记述了他所从事的科学技术活动。他于1674年用中文写成《新制灵台仪象志》,书中详解仪器的构造原理,以及制造、安装和使用方法。他强调将仪器“公诸天下,而垂永久之意”,“要使肄业之官生服习心喻”。后来,他又整理自己的论著,为欧洲天主教会和其他读者编写出《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aea)。这部拉丁文著作的前十二章生动回溯了南怀仁重新确立欧洲天文学在清朝编制历法等方面的主导地位的历程,介绍了钦天监在观测、编制历书、预报天象等方面的工作。书中表达了一些未说给中国人的实话,表现出西方科学优越感。这些与《新制灵台仪象志》和《熙朝定案》等文献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除了天文学,《欧洲天文学》的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七章分门别类地记述南怀仁和其他耶稣会士在北京的科学技术活动,涵盖数学科学(几何学、算术、测量学、宇宙论)、力学与机械、日晷测时、弹道学与铸炮、光学、透视画法、水利工程、气象学和音乐等领域,其中不乏中国学者过去所不熟悉的内容。在前言和第二十八章中特别说明了科学在传教事业中的特殊作用,强调传教士借科学之力“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其实,南怀仁等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不仅在中国有开创性,就是在世界科技史上也是有特点的。例如,南怀仁敏锐地关注了伽利略等欧洲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探索的弹道学、落体运动和单摆等前沿问题。南怀仁还是以蒸汽驱动车和船的先驱,在北京成功进行了蒸汽车与蒸汽船的模型试验。
  应该说,《欧洲天文学》是研究欧洲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史,乃至西学东渐史的学者必读之书。 比利时学者高华士(Noёl Golvers)博士在南怀仁基金会和鲁汶大学中欧研究所的支持下,系统研究并翻译了《欧洲天文学》。这部1993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包含了高华士先生撰写的导言和大量注释等研究成果,帮助非拉丁语读者突破了语言障碍。我在1996年为研究明清天文仪器史而拜读过这部英译本,当时就觉得译者为我们做了一件雪中送炭的善事。如今,余三乐先生将高华士先生的《欧洲天文学》英译本翻译成中文,使中国广大读者便于解读和参考这部著作,深入理解耶稣会士在传播科学技术方面的作为及其历史意义。在此,谨向余三乐和高华士二位先生,以及策划出版此书的张西平教授和大象出版社表示敬意和祝贺!

张柏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所长
  2014年1月3日,于北京中关村